戰國時期，韓非子在《觀行篇》中以鏡為喻，留下“目失鏡，則無以正須眉；身失道，則無以知迷惑”的警世之言。這面思想之鏡映照出中國人對客觀標準的千年追尋——從商鞅徙木立信到包拯鐵面執法，古人早已用實踐證明：唯有以客觀標準為鏡，方能正己修身、安定天下。

春秋戰國禮崩樂壞，法家應運而生。商鞅在秦國變法時，為樹立法律權威，于咸陽城門立三丈木桿，宣布“徙木者得五十金”，以“言必信”的舉動讓百姓信法畏法。韓非子在《韓非子·有度》中進一步提出“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”，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漢代董仲舒推行“春秋決獄”，將儒家禮法融入法律，形成德法共治傳統；唐代《唐律疏議》以“一準乎禮”構建系統法典，成為后世立法典范。這些實踐皆以明確規則為鏡，照亮治國之路。

失卻客觀標準的危害，在歷史中亦有深刻教訓。秦末嚴刑峻法雖助其統一，卻因過度嚴苛、忽視公平，導致《漢書》記載的“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”之景，最終民心背離、二世而亡。東漢中后期，外戚宦官專權，法律條文形如虛設，《后漢書》中“州郡記，如霹靂；得詔書，但掛壁”的描述，正是官僚體系失范的寫照，最終引發亂世，王朝崩塌。可見，當“法”與“道”的鏡子蒙塵，個人與社會皆會陷入迷惑。

幸而，總有人以鏡自照，堅守標準。北宋包拯任開封府尹時，大開正門讓百姓直陳曲直，《宋史》載其“吏不敢欺”，以執法如山破除官場積弊，成為清官象征。他堅信“法令既行，紀律自正”，以法律為鏡守護公平。明代張居正推行“考成法”，以“立限考事、以事責人”的量化標準整頓吏治，規定“定程限，立文簿，月終注銷”，使官員“不敢飾非”，通過建立客觀考核體系矯正行政弊端。

從先秦到明清，古人的智慧始終昭示：客觀標準是修身治國的基石。它是法律的明確規范，是道德的具象表達，更是約束權力、指引行為的準則。在當今時代，面對價值多元與復雜挑戰，我們更需以史為鏡、以規為鏡、以心為鏡，在紛繁世事中厘清對錯，于個人修養中堅守底線。這面跨越千年的鏡子，照見的不僅是古人的須眉，更是今人的初心——唯有敬畏并踐行客觀標準，方能在時代浪潮中錨定方向，讓修身與治國在鏡鑒之下煥發光彩。